6月底，在祁连山北麓的蜂场，距离那场死亡刚刚过去一周。
200多万只蜜蜂的尸体，一片接一片被烈日烤脆，黑压压地铺在戈壁滩上。
“全都弓着背、翅膀向下。”33岁的养蜂人祖猛忿忿地指着死蜂，“这是农药中毒的典型症状。”
这里本是他们的淘金之地。全球约75%的农作物依赖虫媒授粉，盛夏的祁连山脚下，葵花、茴香、枸杞正值花期，吸引蜂群采集。每年3月，祖家父子从云南出发，带着蜂箱一路北上。
但蜜蜂不仅仅是采蜜的媒介。它们对农药尤为敏感，同样指示着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改变。
这番惨象并非祖猛一家的遭遇。今年以来，在湖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多地，油菜花田喷洒农药导致蜜蜂成群死亡，在湖北江陵，50多户蜂农共损失300万元。
祖猛想弄清楚，谁该为蜜蜂的死负责？
而我想知道，当我们只顾追赶产量和速效时，蜜蜂发出的信号，是如何被淹没的？
六月底，祖家父子在养蜂场内等待消息。
祖猛的蜂箱外躺满了死蜂。
“正常病死，蜜蜂不会弄脏自己的家”
祖猛没有清理掉尸体。他弯腰捏起一只还在打滚的蜜蜂，见它挥着翅膀，怎么也飞不起来。
祖猛盯着看了许久，又轻轻放下了。
那是6月21日晚上，他照例拿手电筒巡查蜂场。光圈扫过蜂箱，他觉得不对劲。
往常，蜜蜂爱干净。蜂王在蜂箱中产卵，成年的工蜂从清晨五六点钟出勤，采蜜直至日落回巢，再清理掉蜂箱里的异物。
但那天，蜂群乱糟糟地趴在蜂箱外侧，好几只蜜蜂爬到他脚上，缓慢地转圈。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这样的蜜蜂越来越多。没过一周，蜂箱边堆起近两公分厚的尸体。
“正常病死，蜜蜂不会弄脏自己的家。”祖猛说，自然患病的蜜蜂会飞到几百米、数公里外，找一个地方安静地死去，它们的翅膀常常已经脱落。
他反复查看，意识到蜜蜂可能“是被毒死了”。
中国农业科学院曾做过实验，一只蜜蜂哪怕没有采集到带毒的花蜜，只是接触到、甚至吸入纳克级的农药，也就是不到一粒盐的剂量，神经系统就容易瘫痪。蜜蜂一旦中毒，足、翅会失去功能，在地上爬行、翻滚，直至死亡。
祖猛父亲，62岁的祖克强已经养了40年蜜蜂。他蹲在死蜂边，点上一支烟。
小时候，他家里穷，没一口零食。爷爷养了两箱蜜蜂。他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刮下一点蜜，塞进嘴里甜得很，便决定养蜜蜂来讨生活。
他回忆，在他养蜂的前十年，“（中毒）基本都没有，后来每年会出现一些。”近两三年，行业里才不时传来蜂农的控诉。去年在这里，养蜂的老乡有十几万只蜜蜂中了毒，“但死的都不是我们的蜂，没落在自家头上。”
现在，他沉默下来，望着儿子一个个打开蜂箱的盖子，又关上。原本住满蜜蜂的巢穴，空荡荡的。
祖猛算过，他的180个蜂箱，每箱有3万只蜜蜂，空了近80个。加上父亲和哥哥的死蜂，家族总损失达到10万元。这些钱，他们得攒上将近半年。
他们只能保住剩下的蜜蜂，等入秋拉回云南繁殖，来年才不至于亏得更多。
但蜂箱的门是关不得的，“里头还有幼虫，需要水。只能任它们飞。”祖猛说，往年在这里能摇四到五次蜜，今年他才刚到十天，摇了一次蜜，赚的一万多元，刚够上把蜂箱搬回老家的路费。
祖猛想过讨个说法，却无从下手。
6月以来，没人通知过他要打药的事。
他也不知道是谁打的药，不敢去质问种植户。“我怎么证明，是他打的药毒死了我的蜂？”
不久前，祖猛在网上发了蜜蜂中毒的视频。没过几天，一个自称乡里大队长的人过来，说要统计情况。
“能帮我们解决中毒的事不？”祖猛问。对方摇摇头。
“那帮我们和种植户协调下？”祖猛又请求。“大队长”没说话，站在蜂箱边看了看死蜂，转身上了摩托车，没了回音。
祖猛没放弃。他告诉我，每天，皮卡车、三轮车会载着药桶驶入农田，传来一阵阵机翼搅动空气的响声。
他觉得，“凶手”就在那团风里。
祖克强看着儿子检查蜂场。
祖猛一个个打开蜂箱。
一些原先爬满蜜蜂的巢穴，变得空荡荡。
祖猛望着自己的蜂场出了神。
祖家两代人已经养了四十年的蜜蜂。
“是你的蜜蜂，跑到人家的地盘”
深夜11点，嗡鸣声出现了，循着声音潜入农田，大片白色的雾气正从低空扫过。
原来，是一台近70公斤的无人机正在作业。
“叔！”飞手马超喊道。村民戴上口罩，拎着一桶药水踉踉跄跄地赶来。
25岁的马超皮肤黝黑，打着哈欠埋怨：白天气温高，农药打上就蒸发，电话也多，干不利索。他通常只在晚上干活。但今天，他刚干完一个通宵，早上7点准备躺下，农户的敲门声又响了。这番忙碌，已经是今夏以来的常态。
“人工打药打不死虫，打不到叶子背面，工钱还高。”马超说，叫一台无人机过来，能省下一千多块钱。“飞起来风大，水多，一小时就能喷一百亩。”
让他犯难的，是大风天气。
“超过4级大风，我就只能打棉花，贴着地皮飞。给玉米和茴香打药，根本打不到地里。”马超告诉我，药物会跟着风飘走。
行业里把这种现象称作“农药飘移”。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年的一项研究记录，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施药时，下风向5米处，近四分之一的农药没落进目标田里。17米外，飘移率还有2.79%，是传统的人工喷药的5倍。
全国农技中心在多份技术指导意见里提到，植保无人机作业时，环境风速应小于3级。
马超见到，随着入行的飞手越来越多，做法各不相同。
4年前，种地的父亲买了台无人机，喊他回家帮忙。那时，整个乡里就三四台无人机，他干得快，打得仔细，零头抹掉不收，“大家都扒着我飞”。
2024年起，随着农用无人机补贴政策在各地陆续实行，在马超的乡里，买一台新机，累计作业满2000亩地，能拿一万元的补贴。那时，一台无人机的价格也便宜了一万多元。
马超眼看着人们纷纷挤进行业，打一亩地，从赚10元钱跌到5元、3元。村里的老头不识字，问他怎么看遥控盘；刚毕业的大学生给他打电话，询问“那个是棉花还是葵花？”
马超看到，一些“误伤”事故随之出现。去年在他身边，有飞手在大风天打除草剂，飘到隔壁的农田，导致邻居的瓜苗出现药害枯死了，最后赔了几千块钱。
他担不起赔偿的风险，也不想丢了声誉。不过，“和除草不一样，打虫子的药就无所谓，反正大家都要杀虫。”马超说，“就跟人喝感冒灵似的，给你预防了。”
但蜜蜂有所不同。农药飘移对蜜蜂的影响似乎更大。农科院的一次实验中，无人机喷洒新烟碱类杀虫剂，也就是防治棉花、玉米等虫害的常见农药，喷药后一天，距离施药区下风向5米处的蜜蜂死了4721头，是人工喷雾死亡数量的49倍。
而一只蜜蜂寻找蜜源，可以飞到三四公里外，最远纪录有十多公里。
马超见过蜂群，“影响蜜蜂能咋办？那没办法。是你的蜜蜂，跑到人家的地盘上，又不是别人追着蜜蜂打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缓和下来，“我就觉得养蜜蜂的也是应该的，打药的也是应该的，种地的也是应该的，大家一年就靠这些过活。”
凌晨刚过一刻钟，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还有一百亩地要打。
祖猛每天能看到皮卡车经过公路。
深夜11时，植保无人机给棉花打药。
皮卡车的发动机，成了夜里唯一的光源。
刘超将调好的药倒入操作舱。
刘超在高精度的遥控盘上操作。
“打了三遍药，还是打不住”
飘移的药害，令蜜蜂的死亡难以揪到真凶。而我好奇，种地人是否注意到了农药对蜜蜂的影响。
天一亮，我决定去马超口中的“地盘”——种植户那里瞧瞧。
在当地，超过三分之一的农田种棉花。村庄里，数十米的小道和河畔上散落着农药瓶子，盖子丢在一旁。52岁的种植户刘芳蹲在地头，揪着一片棉花叶子打量。“被虫子吃严重的（棉花），头都没了。”被蚜虫啃过的棉花结不了棉铃，当年的产量就上不去。
今年的虫害令刘芳感到头疼。往年棉花长六个月，打两三遍药就够了，今年才过三个月，已经打了三遍，“还是打不住。”
她留意到，“可能是打药打多了，蜜蜂少了。还有七星瓢虫，最近也不见了。”尽管棉花主要靠大风授粉，她知道，“蜜蜂多，对棉花的产量也有好处。”
很快，她的目光转回田里：“今年的棉花咋开得不太高呀？”
刘芳和丈夫2000年从陇南大山搬来这里。那时，每户人家分到12亩地，他们便种起棉花。每年，棉花产一百公斤，一公斤卖一块五。村里没几台播种机，刘芳得自己拿着镰刀忙活。戈壁滩的沙尘一吹就是三天。有时候雨水混着屋顶的沙往屋里落，能把土锅里的饭泡成黄汤。
刘芳就这么一年年过来了。村里的盐碱地慢慢改良，引进了高产的种子。她的棉花地扩到60亩，每年的产量飞升到四百公斤，每公斤的价格一度涨到十元。一家人终于盖起新房。
只是，虫害渐渐成了新的问题。
“蚜虫去年开始特别凶。”她指着棉花叶，根茎爬满了白花花的幼虫，许多仍在蠕动。早年下地，她的裤腿只沾些泥，现在整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尸体，掺杂着被药死的蚂蚁，黏糊糊的。去年光在杀虫上，她就花了5000多元。一家人辛苦一年，纯收入就5万元。
她担忧，不打药会保不住产量。“去年村里产量最高的邻居，有500多公斤呢！最差的也有三百七八十公斤。”刘芳急切起来，女儿还在上大学，一家人指望着今年的棉花。
村民们凑过来，围在一起出主意。
“打了五遍。”李叔摆了摆手掌，“玉米、葵花也都治不住。”
有村民拿出自己的药盒：“你们今晚打上看看，明天上午有没得效果。”
县里的农业技术人员感到疑惑。今年县里的监测数据显示，蚜虫最早出现的时间、数量，和往年相比“没什么大变化”。他猜想过是天气原因。蚜虫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，今年，当地常常刚下完雨就放晴，积水滞留在地里，正合它们的性子。蚜虫繁殖极快，五天一代，每一代母虫能生下一百多只小虫。
但他又觉得，“是不是虫子更抗药了？”就像是人吃药，同一种药用多了，效果会越来越差。
刘芳搞不懂背后的缘由。她只知道，“以前打一遍药能管半个月，现在打药才三四天，虫咋又活了？”
药是哪来的？刘芳嘟囔，“都是套餐，15（元）的、30（元）的、几百（元）的都有。店里说啥，咱们就配点啥。”
河道散落的化肥与农药瓶。
刘芳指着自家的60亩棉花，9月才会收成。
刘芳看见叶片上布满了杀死的蚜虫。
棉花的根茎上也有虫子的尸体。
刘芳购买的廉价抗蚜套餐。
“都知道速杀，最难的是持效”
在数十公里外的县城中心，午后的农资市场正热闹。马路两边的玻璃门里，农户们趴在柜台上攀谈。
刘国栋的店藏在角落。他独自翘着二郎腿，三面墙的农药瓶子码得整整齐齐。
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“治蚜虫？几亩地？”
刘国栋是河北人，来这里十几年了，店里的药都是自己配。用他的配方，每20亩棉花地得花400多元，在隔壁店，只要不到200元。“我一说价钱，有人直接就拔腿走了。”
他解释，店里用的进口药剂配方，研磨更细、原药级别更高，相同的效果用量更少。
但农户最在意的是“速杀”，一下子给打死。“最难的是持效。”他见过太多回，便宜药只管三五天，虫又起来，再打。打几遍便宜的不管用了，换贵的，管七八天。再过两年，贵的也不管用了。
老百姓信熟人，不信他。隔壁店的老板的常用话术是，“你去问问你们的那几个队长，付队长、后队长、杨队长，他们都用的这个药！”
我转过一些杀虫剂的瓶身，上面标注着“花期禁用”“避开授粉昆虫活动时段”。
当我问及这些药对蜜蜂的影响，刘国栋变得警觉，“这里边的门道太多了，几天都说不清。”这些门道，“都是自学成才！”
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技术服务中心，主任找出资料：2023年以来，县里一直在开展农药减量和科学防控的工作，“用生物制剂替代化学制剂，起效慢，但对生态环境更安全。”县里还按时发布“病虫情报”，定期派干部下乡指导，建议农户不能用同一种农药，得轮换不同种类的药物，“才能延缓害虫的抗药性。”
但执行起来，有着现实的困难。
主任苦笑，老百姓用药喜欢认准一家农资店，农业农村部门没法指定药物的种类，“我们是公家单位，给他一指，就会被说是推销。”
有的进口药剂效果好，但价格比普通的国产药剂贵了一番。打上两三次的成本，就是好几亩地的收成。政府只会给部分重要的粮食作物，比如小麦、玉米统一施药来保证产量。剩下作物的防治成本，基本由农户自己承担，或者托管给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进行。打药的时间、方式管不了那么细。
至于对蜜蜂的影响，主任摇摇头。他没听过蜜蜂被毒死的事，“要有也是个别的。”
“本地的养蜂也比较少，大多数都是外面来的。”一旁的技术人员补充。而且，在他看来，“这里的作物又不需要蜜蜂来授粉。”
然而，一些农业专家告诉我，棉花依靠风媒授粉，剩下的葵花、枸杞等经济作物仍然依赖蜂群。多位种植户提到，人工授粉需要一朵朵花操作，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，机械或喷洒授粉，又没法保证花粉有效附着在柱头上，远不如蜜蜂来得“细心”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国家蜂产品协会的统计里，蜜蜂授粉每年为农业创造的增产价值超过3000亿元，是蜂产品本身价值的几十倍。蜜蜂的死，最终会让水果的坐果率、瓜类的饱满度、枸杞的产量下降，带来连锁的反应。
害怕蜜蜂蛰人，蜂场往往离农田有一段距离。
祖猛与哥哥时常去附近的沙漠。
祖克强和祖猛哥哥在帐篷外休息。
去找蜜源的祖猛哥哥与儿子告别。
摩托是养蜂人出行的交通工具。
祖猛闲暇时，喜欢踩着沙躺下来放空。
“你不烦谁，谁也不会来找你”
蜜蜂发出的预警，渐渐成了被忽视的信号。
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告诉我，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。
今年2月25日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的《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指导意见》对花期施药给出了具体指导：在蜂场附近作业，要在施药3日前向蜂农告知；避开上午8时至下午5时授粉活跃期施药；作物花期禁止使用对蜜蜂具有毒性的杀虫剂；加强宣传培训等。
农业部的《养蜂管理办法》也规定，“种植户施药，需提前3天告知周边3公里内的养蜂者，使用航空器喷药的，需提前5日告知周边5公里内的养蜂者”。
办法中提到，养蜂人可以自愿向县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。但同时办法也规定，养蜂者到达放蜂区时，“应当告知”周边3公里内的管理单位。
然而，“我们从来没有报备过，不知道怎么报备、找谁报备。”祖猛说。据估算，目前国内登记的蜂农有30多万人，蜂群超过1000万群。养蜂人每次转场，得把数十吨的蜂箱卸下来，光恢复元气，就要好几天。行业里几乎没有报备的习惯。只有个别地区的派出所会主动过来登记。
蜂箱往往会卸在无人的戈壁、荒漠，“怕蜜蜂蜇到别人。”他笑着指了指额头的肿包，养蜂人们常常打趣，出事前，“你不烦谁，谁也不会来找你”。
“蜂场就在大公路边上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低了下来，“很容易看到。”
在乡里任职的多年间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碰到过养蜂人与种植户之间，因为蜜蜂农药中毒产生的经济纠纷，最终以调解了事。
在一些西方国家，种植户有租赁蜜蜂授粉的习惯。但目前在国内，蜜蜂授粉价值的宣传和技术培训不足，农户对蜜蜂授粉的增产效果持保守，甚至怀疑的态度，认为“不太划算”。也正因此，养蜂人常常找片空地、滩涂卸下蜂箱，当地幅员辽阔，“不知道他们会在哪儿，也不好管。”
而法律人士和我说，祖猛要索赔，最难证明的是因果关系。在新疆的一起无人机致蜜蜂中毒案件中，法院是依据蜜蜂死亡时间与喷药时间吻合、死亡症状符合中毒特征，认定了因果关系。蜂农有没有报备，则是判定双方过错比例的重要依据。
傍晚，戈壁突然起了大风，一阵阵穿过胡杨林，“哗啦啦”地卷进蜂场。
祖猛坐在帐篷里，守着一张床、两个水桶、一瓶云南糟辣子这些来时的家当。
三年前，祖猛烦透了养猪场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决定跟随父亲和哥哥养蜂。父亲告诉他，干这行，把蜂箱带在身边，日子就能过下去。那时他躺在戈壁滩的沙漠，看蜜蜂飞来飞去，觉得自由，“不想干啥就可以不干”。
但不久后，他尝到了代价，各地的蜜源越来越少，蜂群的生存威胁变多。越来越多的养蜂人不得不给蜜蜂喂白糖保住产量。蜂产品的价格一路下跌，白糖的价格三块多钱一斤，而最好的蜂蜜在蜂农手上，就卖到四块钱出头。
“如果中毒的事能解决，明年还是会过来。”祖猛说。
“干这行，要丢也丢不了。”一旁的祖克强笑了笑说，“我不跟着蜜蜂，不习惯。”他在这里已经待了13年，哪条路通哪片花，花什么时候开、蜜什么时候流，心里都有数。
大风吹了一周，死蜂上覆了一层层沙。哥哥已经为剩下的一百个蜂箱找到了去处，有当地种植户瞅着葫芦和葵花的颗粒不饱满，愿意租蜜蜂过去授粉。
祖猛骑上摩托车去寻找蜜源。临走，他在帐篷门口写下电话号码，“万一有人找过来呢？”他说。
（文中除养蜂人外均为化名）股票如何开杠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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